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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改革：重在機制不在幣值
經濟社會普遍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起自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貨幣當局頂住了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保持了匯率穩(wěn)定，深受國際社會的稱道。危機過后不久，國際上就出現了另一種論調，指責中國向全球輸出通貨緊縮，人民幣的匯率問題再次浮出水面，這次卻是要求人民幣升值。
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觀點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了，主要表現在于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水平較高。舉個例子來說，舊金山或芝加哥的餐館出售一碟炒肉大致要相當于100多元人民幣的外幣，但是，在北京或者上海只需要10多元人民幣就可以了。這樣，以后者10多元人民幣的價格向前者賣掉一盤炒肉，就等于搶了前者餐館的生意，甚至引發(fā)失業(yè)。
然而，從理論上說，雙邊貿易關系不能作為一國調整其匯率機制的依據。從多邊貿易關系來看，雖然中國對美歐貿易存在較大的順差，但對美歐之外的其他國家或地區(qū)貿易存在較大的逆差。2004年，中國貿易進出口的凈差額是320億美元，僅占對外貿易總額的近3％。
需要注意的是，美對華貿易逆差的形成原因不單純是匯率問題，美在華跨國公司向美國市場回銷商品是需要給予關注的：一方面，美樂見其公司取得在華投資的巨額利潤；另一方面，它卻不愿意承受由此帶來的部分貿易逆差，這就是自相矛盾的地方。結合前面的例子，正是美國的公司貪圖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稅收等優(yōu)惠政策，而將餐館的后廚開在中國，然后將炒肉以10多元人民幣的價格賣給同胞。中國每年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超過500多億美元，所生產的商品大多出口到發(fā)達國家市場。
人民幣升值根本就不是平衡中美貿易的好辦法。改善中美、中歐貿易關系的關鍵在于中國應當進口更多的美歐商品（當然，這些商品是中國所真正需要的）。令人遺憾的是，美歐對華出口存在許多管制限制，其中，高新技術和武器是最為突出的兩類限制出口中國的商品。
另一方面，上述狀況并不能成為拒絕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理由，F行的匯率體制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簡言之，是一種"官定匯率"或"固定匯率"。改革的關鍵在于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而不在于匯率水平。但是，改革將影響到匯率水平，由于認為匯率水平將升高，巨額國際游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這使得人民幣匯率問題更加復雜化，尤其是在改革的時機選擇和力度把握上將頗費思量。正因此，溫家寶總理稱人民幣匯率改革將"出其不意"。
對于對外依存度頗高的中國經濟體系而言，每年保持1200萬新增就業(yè)和1000平方公里新增面積的城鎮(zhèn)建設，需要保持穩(wěn)定的對外經貿聯系；中國的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處于一個特殊的發(fā)展變化階段中，金融穩(wěn)定對于整個經濟體系的作用越來越突出。這些都決定了，無論人民幣采取釘住"一籃子貨幣"或者自由浮動，實現匯率穩(wěn)定的指導思想不會動搖。因此，人民幣匯率將保持"合理、均衡"的狀態(tài)。"均衡"是一個抽象的經濟學概念，所描繪的是一個有著諸多假定條件的"狀態(tài)"；"合理"的含義則格外地"耐人尋味"。因此，匯率改革除了"出其不意"之外，還有著其特定的"朦朧空間"。
也許人民幣匯率問題一開始就不是由單純的學術理論來描畫的"數理模型"；也不是一個由國內外輿論可以左右的"傳媒情結"；當然，它也不會最終屈服于帶有濃烈火藥味的國際政治辯論。"事情正在起變化"，與煩躁不安所不同的是，經濟社會對此所需要的心態(tài)卻應當是"多些耐心與謹慎"。
人們會發(fā)現，出國留學或旅游將變得便宜；擁有歐美的奢侈品或名牌產品也將變得容易；中國的航空公司的利潤會上升；境內的工資水平將更加接近國際水平；部分出口商品將轉為內銷，受此影響，國產商品被迫提高等級和技術含量；外資會出現短暫下降，受此影響，就業(yè)機會有所減少……全面預測或評估匯率升值所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直接間接的經濟影響是困難的，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樣，匯率機制的改革將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但是，整個經濟社會畢竟在不斷地調整心態(tài)，準備跨過這扇終將開啟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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