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官方儲備中國年考
對去年2067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增額，央行行長周小川1月18日坦陳“是偏快了些，但也不都是不合理的”。結合中國55年來外匯儲備的變化，也許可以更冷靜看待所謂“國家外匯儲備(SFER，StateForeignExchangeReserves，亦稱“官方儲備”)”多與少的爭論。
作為金融學者的周小川博士當然清楚，SFER的恰當額度其實很難定論。按1997年前較通行的看法，SFER應不少于3個月的進口額。馬來西亞、韓國等貨幣自由兌換的新興經(jīng)濟體，曾長期參照此標準調控各自的SFER。
可惜這一流行多年的權威主張，終被亞洲金融危機所粉碎。深受貨幣貶值和匯率巨幅波動之苦的東亞經(jīng)濟體痛苦地發(fā)現(xiàn)，相當于區(qū)區(qū)三個月進口額的SFER，在數(shù)千億美元“游資”沖擊下，頃刻間即灰飛煙滅。而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qū)，卻因擁有較高的SFER，并果斷施行嚴格管理的窄幅浮動或固定匯率制，得以避免出現(xiàn)最壞結果。
痛定思痛，經(jīng)濟學家們紛紛力主SFER應不少于6個月的進口額。然而，金融危機既然可以推翻“3月論”，誰又能肯定“6月論”就靠得住呢？也許考慮到這種不確定性，東亞經(jīng)濟體爭相大量增持外匯儲備。
中國的情況更受矚目。2004年年底猛增至6099億美元的SFER，相對于當年5613.8億美元的進口總額，等于可支付13個月的進口額。加入WTO三年來，中國外貿(mào)總額已相當于2001年的2.3倍，即使不考慮外商直接、間接投資或游資等驅動SFER猛增的動力，如中國外貿(mào)高增長持續(xù)，逾6000億美元的SFER就不能算太多。
按學院派經(jīng)濟學家的看法，當貿(mào)易不再是對外經(jīng)濟活動的全部，SFER更重要的功能應是管理匯率。而越是實行自由匯率制，越不那么需要直接動用太多SFER來干預外匯市場；仡55年來中國SFER的增長軌跡和同期外匯制度變遷，無論周小川，還是爭論SFER的經(jīng)濟學家，都可能會有恍若隔世之感。
新中國百廢待興，國際收支總額極小，雖實行管理匯率制，但在1950年第一個完整統(tǒng)計年份，SFER僅折合1.57億美元。此后25年中國的匯率制度少有變化，加上經(jīng)濟對外封閉，國際收支很少，致使數(shù)十年間SFER難逾5億美元，很多年份僅數(shù)千萬美元，1974年為零，1973年竟成了負的0.81億美元。
而中國SFER數(shù)額最小的年份，卻在已開始改革開放的1980年。因人民幣匯率開始調整、特別是大量進口設備和原材料，是年中國的SFER達創(chuàng)紀錄的負12.96億美元，短期支付幾陷困局。不過，恰是這在今天看來匪夷所思的SFER數(shù)據(jù)，卻預示著持續(xù)20多年的經(jīng)濟繁榮大幕的開啟。
與之對應，中國的SFER在1981年猛增至27.08億美元，1983年躍升到89.01億美元。在難得的經(jīng)濟復蘇年代，SFER的年度增幅之高，即使現(xiàn)在看來仍令人振奮。
伴隨著外貿(mào)迅速增長以及外匯管理體制一系列改革，中國很快迎來了SFER猛增的時期。1990年SFER首次突破100億美元，而在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后僅2年，SFER便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這不僅使中國得以撐過關鍵的1997年，并在此后幾年繼續(xù)增加SFER，到2000年積累至1655.74億美元的規(guī)模。
進入新的世紀，新的加速度從外貿(mào)、外商投資很自然擴展到SFER。一方面外貿(mào)連年巨額增長，另一方面要繼續(xù)維持收窄后的人民幣相對固定匯率制，再加上不斷涌入的外來投資和“游資”，過去4年間，中國的SFER以近翻兩番的增幅，直破6000億美元大關。
相對于日本8445.4億美元的SFER，中國仍排全球第二。中國央行考慮，在華外商投資遲早可能發(fā)生逆轉，因此“要準備一點外匯儲備”，好讓別人想拿走時可以拿走。
在人民幣升值預期難以消減、中國匯率制度面臨新一輪結構性調整的關鍵時期，這種未雨綢繆的SFER調控思路，顯然很有價值，何況中國還有其他選擇。也在1月18日，有人問中國銀監(jiān)會副主席唐雙寧：會否循建行、中行先例再動用外匯注資工行、農(nóng)行股改，唐答：“外匯儲備該動的時候就會動！备嘁馕叮瑒t盡在不言之中。
|
|
|
|
|
